信用、预期、信心构成了当前经济运行的逻辑链条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
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重要研判，强调“加力扩大内需、优化供给”，并要求“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”。这一系列部署，精准指向了当前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命题。
从上半年数据来看，中国经济增速基本稳住，但结构分化明显。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，同比增长4.7%，GDP增量达3.6万亿元，为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。IMF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%，却将中国全年增长预期上调0.2个百分点。
然而，结构冷热不均的特征同样突出：以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、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四成；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.3%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增长16.3%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增长17%。与此同时，传统行业增长低迷，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.7%，民间投资下降8.5%；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.4%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1.3%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.2%，但消费支出实际仅增长2.7%。增长有“量”，但内需有“温差”。
围绕“下一步怎么干”，学界出现分歧：有学者主张继续加大基建投资，认为投资仍然不足；也有观点强调扩大新技术和新三样领域的投入。方向虽各有侧重，但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——增量资金从哪来？民间投资为何起不来？消费意愿为何释放不了？
笔者的核心判断是，当前解决内需问题的根本途径，不在资金供给，而在于提振信心、稳定预期。而信心与预期的根基，在于信用。
“不敢花钱”与“不敢投资”
先看消费端。央行数据显示，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7.58万亿元。截至6月末，居民储蓄余额达173.48万亿元。但“多存”的另一面是“少贷”，上半年居民贷款整体减少3668亿元，是有统计以来首次录得居民贷款半年度累计净减少。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，中长期贷款仅增2212亿元，为近十年同期最低。居民不是没钱，而是缺少消费与借贷的意愿。
再看投资端。上半年民间投资下降8.5%，较前值进一步回落。企业家并非缺乏资金，关键在于促进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。
消费与投资的逻辑高度一致，即信心是开关。居民“多存少贷”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行为，企业家则关切政策方向的稳定性，以形成清晰的长期判断。预期管理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命题，而预期管理的关键在于信用的确立，也就是说，政府的政策信用、市场的商业信用、企业的履约信用，共同构成了预期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。
信用体系为何是信心的根基
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它建立在信用之上。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，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信用体系的缺失或运转不畅。
从资本市场看，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本质上是对信用的定价，企业信用、中介信用、监管信用和市场信用，最终都反映在风险溢价之中。如果财务造假、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等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，如果监管政策的执行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，市场就缺乏定价锚，长期资金自然望而却步。信用立则预期稳，预期稳则信心聚，信心聚则市场兴，这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本逻辑。此次政治局会议将资本市场政策重心由短期“稳信心”拓展至制度性“提韧性”，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刻回应。
从消费市场看，服务消费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尤为突出。餐饮、旅游、家政、教育、医疗等行业中，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形时有发生。如果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，即便手里有钱也会有所顾虑。“放心消费”四个字，本质上是信用制度有效运转的结果。
从实体经济循环看，账款拖欠已成制约企业运转的重要瓶颈。截至6月末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已达28.6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1%。大量账款拖欠的背后，最终承压的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劳动者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法治化手段的持续发力。2025年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期间，全国查处欠薪案件28万件，为147.78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148.28亿元。这一实践表明，信用修复的成效取决于制度执行的力度与透明度。
重建信用：当前最紧迫的“软基建”
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提出，中国经济需要从传统的“硬基建”向“软基建”转型。所谓“软基建”，不是修路架桥、盖楼建厂，而是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规则与法律机制、健全的投资者与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、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框架。这套“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”，深刻影响着居民和企业的信心、预期与长期行为。路修得再好，如果市场规则不透明、权利保障不到位、监管政策反复无常，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依然难以有效激活。因此，“软基建”是让“硬基建”发挥效用的制度前提。
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出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”，正是对“软基建”理念在资本市场领域的具体呼应。韧性和信心从何而来？只能从信用的积累中来，从每一份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中来，从每一次公平公正的执法中来，从每一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中来。
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在三个层面协同发力：
一是法治保障。信用体系的根基是法治。投资者权益需要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障；信息披露需要及时、准确、全面；对内幕交易、虚假信息、操纵市场等行为要有明确的惩戒机制。法治化治理的力度有多大，市场的信任边界就有多宽。
二是监管稳定。政策框架需要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。重大政策出台前宜充分沟通，出台后应保持稳定执行。可预期的规则，比任何短期刺激都更能提振信心。市场主体不怕规则严，怕的是规则多变；不怕门槛高，怕的是标准不明。
三是信用管理。融资端要确保信息对称、披露充分，拿了投资人的钱就必须对股东负责；消费端要建立准入标准、过程监督和必要的约束机制。信用管理不是对市场活力的束缚，而是市场健康运行的制度保障。
归根结底，信用、预期、信心构成了当前经济运行的逻辑链条。信用立则预期稳，预期稳则信心聚，信心聚则内需兴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一个“规则可预期、权利有保障、违法必追究”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健康生态，比任何短期刺激政策都更能从根本上提振信心。
笔者始终认为，信用的积累是慢变量，需要持续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执行落实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；但一旦形成，就是支撑经济增长最持久、最深沉的力量。政策方向已经明确，关键在于执行的定力与透明度——让市场真正感受到一个可预期、可信赖的未来，信心自会逐步回归，内需自会渐次回暖。
（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）
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首席经济学家论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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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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